谷类作为中国人的传统饮食，几千年来一直是老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物之一，在我国的膳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被当作传统的主食。《论语·乡党》：“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。”这是孔子作为周代贵族时，按照贵族的生活习惯主食（谷物）应占有最大比例。《灵枢·刺节真邪》:“真气者,所受于天,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。”是说五谷的营养是中国人后天最重要的营养。

近年来，学者对中国人以五谷为主的优缺点争议也很大。美国学者尤金.N.安德森在《中国食物》一书中指出，中国大陆具有海拔最高的山峰和最低的盆地，动植物资源丰富，可选择食物多；中国人选择了最经济和营养差的谷物，从而养育了众多人口。中国学者聂文涛则认为，既然可选食物多，选择谷物就显得相对从容和理性，这是古代贵族倡导的一种生活方式；这是与中国养生理念相关的民族习惯，是谷物保护。此外，对谷物蛋白质含量问题作为判定其食物优劣的标准，双方也有分歧。

在中医经典文献《黄帝内经·奇病论》中已经明确多食肥肉而少进谷物引发糖尿病：“此肥美之所发也，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。肥者，令人内热，甘者令人中满，故其气上溢，转为消渴。”

唐代医学著作《千金要方》中记载了注重调味品而轻视谷物不仅是消渴的起因，也是消渴复发的原因：“不减滋味，不戒嗜欲，不节喜怒，病已而可复作。”

明代医学著作《景岳全书》中，进一步强调了营养改变和生活方式变化的问题：“消渴病，其为病之肇端，皆膏粱肥甘之变，酒色劳伤之过，皆富贵人病之而贫贱者少有也。”

清代医学著作《辩证冰鉴》描述了主食对解除消渴的意义：“得食则渴减，饥则渴尤甚。”

这些宝贵的经验，为今天的糖尿病行为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
饮食和运动一直是糖尿病行为干预技术的关键。这方面的指导，很多都是出于专家们主观的意愿，因此不仅方案之间差别很大，而且缺乏相应的研究依据。我国上海高校专家一直非常重视这方面问题。比如，上海医科大学宋禧星教授指出：“20世纪50年代，当欧美等西方国家采用低碳水化合物、高蛋白和高脂肪作为治疗糖尿病食谱时，我国根据传统饮食习惯，提倡在一般情况下食谱中的总热量主要（>50%）应来自碳水化合物，其他来自足够的蛋白质和低脂肪。我国的食谱与日本的很相似。实践证明，我国和东方的食谱比较合理，慢性血管并发证远较西方食谱为少。西方国家也认可我国的食谱，但是由于饮食习惯不同，他们不容易长期坚持”（引自宋禧星《现代糖尿病学》，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，2000）。这也表明，本世纪之前，关于糖尿病食谱从来未作过放开谷物组与控制谷物组的对照研究。

上个世纪末，中医学者聂文涛关注清代名医陈士铎在《辩证冰鉴》中记述消渴症“得食则渴减,饥则渴尤甚。”聂认为，　清代中医学家陈士铎注意到，消渴病人进食谷物后症状缓解，饥饿的时候临床症状越加明显。并开始长期地耐心求证谷物放开的效果。2007年聂文涛医生公开提倡放开主食，主张与正常中国人养生标准一样，采取饭吃八分饱。并首次为放开谷物作了行为医学论述。聂文涛的专著《食物训练与糖尿病康复》2007年由吉林大学出版发行。聂文涛的抽样调查显示，在57名伴有口渴、虚汗、乏力等糖尿病不适症状的患者，放开主食和以谷物作为零食保障后，45例症状患者或消失，8例没有明显变化，4例继续发展。这说明，即使在心理作用无法消除的情况下，放开谷物也是完全正确的。聂文涛医生还在面向医院的技术培训中直接说明“一条奇怪的血糖曲线”，这就是谷物保护曲线。

天津医科大学王英博士注重谷物保护曲线的发现，认为这是中医学对消渴证研究的巨大成果。她在与聂文涛医生合作撰著的《糖尿病行为医学技术指南》明确了：谷物保护的效果证实了古代中医名家关于消渴证可以痊愈（古文：已）的记载是真实的。同时指出：“聂文涛医生的代谢训练、谷物保护、运动刺激三合一生活新法是针对Somogyi现象的。Somogyi现象是糖尿病患者普遍发生的，也就是短暂低血糖之后出现高血糖。这提示，高血糖很多时候来自低血糖刺激。这给传统的药物治疗带来了难题，强行降低血糖实际上等于更牢固地培育了高血糖病根；升高血糖又使高血糖可能进一步加剧。谷物保护，是从生理学习理论出发，把食物代谢过程和食物代谢结果严格区分开，因此关注到谷物和葡萄糖的区别。”

王英博士提出《糖尿病行为医学技术指南》,发表时被合作者推为第一作者。并因此被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、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授予“改革开放30年中医药发展杰出贡献奖”。王英博士明确指出其进食谷物受到陈士铎的启发